藍底白字，大屏幕正中央的“恥辱”二字尤為醒目。四川省涼山州雷波縣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會上，多名教師因所任教班級平均分過低被要求上臺與背后的“恥辱”合影。相關圖片經網絡傳播后引發廣泛關注，雷波縣政府隨后發布致歉聲明，承認不尊重教師的錯誤做法，并成立專項工作組進行全面調查。

其中一位老師是楊鼎的親人。會議結束后，這位老師回到家灌了不少酒，他一貫只在過年時才喝酒。楊鼎知道他這是“氣狠了”，為他不平。

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雷望紅指出，這種做法試圖通過負向激勵倒逼教師提高教育水平，但是否有效還要看學生的生源結構。雷波縣地處大涼山腹地，既是邊遠山區，又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，教育基礎本就薄弱。

此次事件引發了諸多討論。社交平臺上，多地教師稱有相似經歷：“開大會作檢討”、“按成績給老師排隊”、“學生考得不好老師就是罪人”。采訪發現，一些教育基礎較為薄弱的地區依然固守“唯分數”的考核方式，公開檢討和“連坐”式問責成了傳導壓力的手段，教師的尊嚴不斷受損，教學離教育的本質漸行漸遠。

雷波縣與“恥辱”合影的教師中，有幾位是賀豐的同事。她回憶說，這樣的會議近兩年才出現，老師們需在自己學校的會議室參會。學年統考中小學班級平均成績低于30分、初中班級平均成績低于15分的老師，要在教體局會議室作表態發言，只能找個人的主觀原因。賀豐不禁想：這些老師要承受多大的壓力？他們以后如何面對自己的學生？

陳萍曾在西部地區的一所民族村小任教，學校每次考試后都會召開“質量分析會”，將每位老師的名字、所帶班級、各科成績等做成圖表展示并逐一分析，排名倒數的老師要上臺檢討反思。陳萍曾兩次上臺念檢討，至今仍有一種難以釋懷的“恥辱感”。